
太平兴国的钟声还没敲响,中原大地上最后一位有雄心的皇帝,已经躺在病榻上喘着粗气。
这位皇帝叫柴荣史称周世宗郭荣。
他打败契丹压制南唐、痛整藩镇,干的哪一件不是雄主手笔?他把一盘烂透了的“五代残局”收拾得像样起来,却万万没料到:自己亲手布好的局,最后统统成了别人篡位登基的台阶。
那件递到赵匡胤手里的黄袍,不是随口一赏,也不是什么“知人善任”的浪漫,而是他的每一道命令、每一次任免、每一桩婚姻联姻,层层叠叠堆出来的“无心之果”。
无心插柳的代价就是一手结束五代乱局的人,换了姓。
先看刀光高平一战郭荣差点“首战成送终”
电视剧里高平之战拍得云里雾里,实际上这场仗要是打输了,整个中原局势都会重写。
刘崇那边拉上契丹来的援军,总数约为数万之众;后周这边,本来兵少,郭荣还留了一部分当预备队,摆到前线的队伍就更单薄了。
对阵一摆开刘崇眼睛一亮: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“主场优势”吗?他立刻派出大将张元徽率千余骑兵打头阵,打算一鼓作气摧垮周军前锋。
结果周军这边的樊爱能刚一接战就扛不住了,连句硬气话都没留,调头就跑。另一员将领何徽一看“老樊跑了”,也干脆跟着溜了。
这可不是两个人胆小是整个军心对新皇帝的不服气。
郭荣刚登基没带过兵、没打过硬仗,老将们心里打鼓。本来就有意见,前头又因为意见不合,他把主张“缓进”的老臣赵晁、郑仁谦给抓了,说他们扰乱军心。你说底下这些老兵会服吗?高平首战一不顺,他们跑得比谁都快。
按说这仗是要打崩的偏偏有个意外——契丹按兵不动。
契丹皇帝耶律璟对中原这场仗从一开始就不怎么上心。他内政一堆事,借兵给刘崇,本就相当勉强。要不是刘崇嘴甜,拜干亲拜到自称“侄儿”,加上契丹内部暂时压住了内乱,恐怕连这一万人都借不出来。
再加上刘崇自信心爆棚,看周军人数少,对契丹将领说话就不好听。耶律敌禄劝他:“后周没这么弱,你别轻敌。”换来的却是一句“闭嘴”。
你请来的帮手都被你得罪了,人家干嘛替你拼命?耶律敌禄干脆抱臂看戏。前期看刘崇打樊爱能、何徽打得顺风顺水,他就更懒得动。
直到郭荣亲自披甲上阵,亲帅中军冲杀,周军士气像被火点着一样猛起来。刘崇这边乱作一团,东奔西逃。耶律敌禄这才意识到:形势反转了。
但这时候他手里也就一万人。契丹对刘崇也没“非救不可”的政治承诺。硬上,很可能赔了兵又折将。他想想,干嘛替一个狂妄的“侄子”冒险?一拍马鞍,回家。
结果刘崇一败涂地高平之战成了后周立威之战。
可别忘了这场胜利是郭荣用几乎“押上性命”的方式换来的——一个新皇帝要想服众,必须赢一场硬仗。他赢了,从此掌握了军心,也为后面的改革、南征北战铺路。
再看算盘十年开拓十年养民、十年太平——被打乱的三步棋
郭荣这个人打仗厉害不稀奇,最难得的是他有整体谋划。
他身边有个谋臣王朴给他算过一笔大账:你大概有三十年的时间,可以把天下重新捏一遍。于是,郭荣定下“三十年国策”——
第一步十年开拓天下。 注意这个“开拓”,不是一上来就北伐契丹,而是先把后蜀、南唐这些南方割据政权收回来,补齐中原破碎的版图。 第二步:十年养百姓。 打仗是烧钱的,连年征伐,田荒人苦。先整顿赋税,修水利、恢复生产,让百姓喘口气。 第三步:十年致太平。 等底子厚了,国库满了,兵精粮足,再谈北伐燕云十六州,把被契丹霸占的国土收回来,才不至于打成消耗战。
听着是不是很眼熟后来的赵匡胤、赵光义走的,基本就是这路子——先易后难,先打好南方,再慢慢图北。
起初郭荣确实按这路子走。先打后蜀,再“三征南唐”。
南唐不是小角色是十国里人口最多、底子最厚的一家。郭荣兵锋连年压境,南唐被迫割地,十几州、几十县划给后周,几万百姓归入后周版图。
但打到后来郭荣发现:南唐虽败,骨头还硬。对方抵抗能力远超预期,再往下打,未必能一口吞完,很可能拖成长期消耗战。
这时候他做了一次理智的收手——撤军,议和,停战。
从国家角度看这一刀刹得漂亮:你既然没把握短时间灭国,那就不值当再往里砸国力。
可就在这时北边的契丹露出了一丝“疲态”。
郭荣与南唐议和后派张永德去北面防御契丹。以往契丹出兵,后周都要小心翼翼,这次萧思温一见周军北上,竟然慌了,几乎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,匆忙撤军。
郭荣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信号—— 契丹不如当年强了。
这对一个有雄心的皇帝来说,是致命诱惑:你本来计划“先南后北”,但现在敌人虚弱,正是下手的最好时机,错过再等十年,天知道对面会不会缓过劲来?
再加上王朴已去世他身边少了一个敢拍桌子说“不行”的人;自己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,隐约知自己时日不多。他很可能在想:我这一辈子,能不能至少把收复燕云的战鼓敲响?
于是原本稳健的三十年规划,被他亲手打乱——提前北伐。
北伐略有斩获他就急急班师回朝。人回来了,命却快到头了。
接下来戏肉来了郭荣的“自救”,如何一步步变成赵匡胤的“登龙梯”
很多人看剧时会问郭荣临终前把黄袍送给赵匡胤,是不是早有“易姓革命”的打算?
从史料和他的一系列安排看,答案恰恰相反。
郭荣和义父郭威不一样。郭威当年入京称帝,多少有点“我不来这个位置,天下就彻底乱完了”的决绝。而郭荣是从柴氏手里承继皇位,他很清楚自己这个皇位来得不光是靠刀枪,还有“托孤”的名分和天下人的眼睛。
他真正的打算是把江山还给柴氏,传给年幼的柴宗训。
为此他做了三件大事: 一,削兵权——给柴宗训扫清军中威胁; 二,重联姻——把地方大将拉入“自家人”体系; 三,托孤文臣——用“清正孤臣”来压军头。
问题就出在这三件事上。
第一步削兵权先砍的不是赵匡胤
当时的军中真正有威望、有兵权的,有两个人最危险: 一个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; 一个是主管侍卫军的李重进。
照那时的接班逻辑看皇帝一旦病死,这两个手握重兵的大将,比赵匡胤这种“后起之秀”要有威胁多了。
郭荣很清楚这个现实所以,他提前动手,来了一出类似“杯酒释兵权”的预演。
他在北伐回朝途中病重,在澶州停了下来。几天不见群臣,朝中人人惶恐:皇帝要是半路死了,幼主尚小,天下归谁?
众人推张永德去劝驾张永德是猛将,对敌人狠,对话也不会拐弯。他一进门就来一句大实话:“天下未定,国库空虚,正是容易出乱的时候。陛下病成这样,又停在澶州不回京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,社稷托给谁?”
话一点不假却扎心换任何一个垂危的皇帝听了,都不会心情好。
郭荣最后还是听进去了,赶回东京。但回京之后,他把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给撤了,换了个“看着显赫、实际没兵”的使相官职。 ——表面上是升迁,实际上是夺权。
紧接着他又让李重进外出出镇,远离京师。这一下,两大军中巨头,一个没兵,另一个被打发到边地,几乎统统失去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机会。
而空出来的那个关键位置——殿前都点检,被谁坐上了? 赵匡胤。
至此局势微妙地一变: 原本压在赵匡胤头上的两座“大山”被铲平,他摇身一变,成了京师武将里最有实权的一位。
郭荣这一刀是为柴宗训清障;但从权力结构上看,却是给赵匡胤让出了一个绝佳的起跳点。
第二步再娶小符后本想稳藩镇,反倒多开了一扇门
郭荣晚年娶小符后看上去像是儿女情长,其实是政治婚姻的延续。
他早年娶过符家女儿剧中所谓的大符后),对方在他第一次亲征南唐时就去世了。符后出身的符彦卿,是镇守地方的大将,资历老,在五代的血雨腥风里活到六十多岁不死,你就知道这人有多会“看风使舵”。
周世宗晚年再次与符家联姻,娶了小符后,一层意思是加强与符彦卿这个“老藩镇”的关系: 你家女儿在宫里,你总得帮忙照看朝局,别让谁乱来。
问题是郭荣低估了五代以来“藩镇自保”的惯性。
符彦卿见过太多改朝换代。哪个皇帝能活多久,哪个政权能撑几年,他心里有数。他从来不把所有赌注压在一个人身上——这也是他能屡换朝代、始终不倒的原因。
郭荣娶了小符后这边刚刚结下亲家,符彦卿转头又把自己的小女儿,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。
换句话说 朝廷这边,我是皇帝的岳父; 将来要是赵家上来,我又是新权贵的亲家。
两边都有关系他就能两头观望——谁强帮谁。
郭荣以为娶小符后能用“亲情绳索”把符家拴在柴宗训这边; 但现实是,姻亲成了双向通道,让契机在关键时候可以轻松切换。
等赵匡胤披上黄袍的时候,你指望一个与赵家结亲的老藩镇,拼命站在柴宗训一边,豁出性命死保幼主? 不现实。
第三步托孤文臣人品都好,就是没人帮他们
郭荣的第三重安排是文臣托孤。
他挑的三个人王溥、范质、魏仁浦,个个清正,有胆识,有操守。
王溥敢顶撞同僚在朝中几乎是“孤臣”一个,只认道理不看脸色; 范质清廉自守,不收贿、不拉帮结派; 魏仁浦出身寒微,做事认真,也没有多少党羽。
皇帝眼中这是托孤的最佳人选”:不结党、不贪财、不谋私。
但问题也在这里 他们的共同缺点就是:人缘不好,没什么班底。
一个个都是清流可是清流后面没有河、没有湖、没有海,只是三条孤零零的水线。 更关键的是,他们都是文官,没有兵、没有粮。
当一个手握兵权威望在外的殿前都点检要“请皇上更衣”时,你指望这三个“有理无兵”的清流,拿什么挡?
更扎心的是就连这些人,在郭荣病重时也未必全听他的话。
比如他说要让王著入相,范质嘴上答应,一出门就翻脸—— 在他心里,王著不过是个“爱喝酒的粗人”,根本不配进内阁,他认定皇帝是病糊涂了,这道旨意就当没听见。
皇帝尚在人世尚在病榻,话就已经可以“不算数”了。 等到一个六岁的柴宗训坐上龙椅,谁会真把他的意思当回事?
这就是五代的现实乱世太久,“忠君”的理念在很多人心里已经淡了,大家最信的,是手里的兵、家族的根基,还有自己的退路。
郭荣与郭威两代人的努力,从制度到军权,从藩镇到赋税,不过才推行了不到十年。想靠这点时间就彻底扭转五代以来“谁有兵谁做主”的政治惯性,难度太大。
一些人嘴上喊社稷,心里念的还是“自家”。
所以说不是郭荣不努力,是时代不给他时间
把这些线头拎起来你会发现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构——
为了让幼主柴宗训能安稳即位: 他削去了张永德、李重进两座军权大山,却意外腾出一个最高军职给赵匡胤; 他娶了小符后,为的是拴住符彦卿,却没料到符家两头联姻,变成谁都可以帮; 他精挑细选文臣,想用清正稳住朝局,却忽略了——没有军队支撑的“正义”,在乱世往往只是漂亮的说法。
赵匡胤能黄袍加身当然不是靠运气。他有战功、有名望、有部曲,又处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上——既不太显得“老资格”,也不至于毫无名气。
但如果没有郭荣提前那一通“精心布局”,他起码要多等几年,甚至未必能轮到他做主角。
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: 一个真心想“拨乱反正”的雄主,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用来铺设一条通往“有序”的道路; 结果,承接这条道路的人,换了姓,却顺着这条路走完了“统一”的最后几步。
站在今天回看我们可以感叹“一代雄主有力无处使”,可以替柴宗训惋惜,也可以对赵匡胤的果决与手腕,保持冷静的分析。
但有一点必须看清 无论是后周还是大宋,无论是郭氏还是赵氏,他们结束五代乱局,重新把中原拉回“统一与秩序”的轨道,这是历史的进步,是亿万百姓有感于身的好事。
只不过站在郭荣个人命运的角度,他的一声“时也、命也”,并非文人用来装腔的感叹,而是一个穷尽心力、却亲眼看着江山易姓的皇帝,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的无奈。
历史最刺痛人的地方恰恰在这里: 你尽了最大的努力,却未必能得到心中理想的结局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没有意义—— 郭荣留下的,是一支历战成军的北方武力,是被整顿过的财政,是被削弱的藩镇,是对“皇权须上收”的共识。 这些,最终都变成后来者续写太平的地基。
换句话说黄袍虽然披在了赵匡胤身上,但袍子的布料,有一半是郭荣织的。
读这些故事对我们今天的人生有一个简单却重要的提醒:
你不能完全掌控结果但你做的每一个选择、每一次坚持,都不会凭空消失。 它们可能不会成就你自己,却会成就一个时代。
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,最冷静但也最振奋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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